"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在全国实行了纯粹的郡县制，经过秦末天翻地覆的变乱，汉朝实施了郡县与分封相结合的体制。汉朝推行这一改变，自有其客观与主观因素:

首先，秦始皇凭借郡县制诸侯国秦国的数百年成熟国家政权一统天下，与其功臣之间有着承袭自数百年传统的君臣上下关系;但刘邦的统一战争起步于秦朝覆亡之后项羽分封的既成格局，刘邦与其打天下的许多主要功臣之间并不存在秦始皇与其功臣之间那种绝对的君臣关系，而是秦亡后并列的诸侯，关系近似盟友、合伙人，因此不可能从一开始就建立秦朝那种完全的郡县制，而是不得不用分封制来酬谢功臣盟友、合伙人。

在公认的汉初开国三大功臣韩信、彭越、英布中，英布本来就是项羽分封的九江王，在汉楚相持的关键时期听从随何游说方才背楚投汉，投汉之后刘邦封其为淮南王，由其招揽旧部;彭越一直是独立武装力量的创建者与绝对统帅、事实上的诸侯;即使最初靠刘邦登台拜将方才出人头地的韩信，也长期独当一面统兵作战。在汉楚决战之时，如果没有开出封王等条件，韩信、彭越等人不会带兵与刘邦会师。

其次，实施郡县与分封相结合体制，不失为汉初决策者在防范"土崩之难"与宗室"尾大之势"两难之间作出的理性次优选择。"救土崩之难，莫如建诸侯;削尾大之势，莫如置守宰;……故王者视所救为之，勿及于敝则善矣"(《新唐书·宗室列传赞》);汉初的形势是潜在"土崩之难"显而易见，宗室"尾大之势"却还连苗头也没有出现，汉初决策者在秦朝完全郡县制基础上大幅度掺入分封制内容，在当时属于理性次优决策。

汉朝社会普遍认为，秦朝二世而亡而周朝享国长久，关键原因之一是秦朝彻底废除了分封制。《汉书·诸侯王表第二》有云，秦朝"姗(讪)笑三代，荡灭古法，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无)骨肉本根之辅，外亡(无)尺土藩翼之卫。陈、吴奋其白梃(大杖)，刘项随而毙之"，反映的是两汉社会、至少是其主流精英的普遍共识。

且秦灭六国(秦始皇帝二十六年，西元前221年)至垓下之战取胜、刘邦即帝位(汉高帝刘邦五年，西元前202年)不过19年，尚不足一代人，诸侯分封制度及旧六国王室、贵族"余威"仍在;而刘邦家族出身平民，在刘邦之外更缺乏威望卓著的家族成员，完全没有六国之后那种数百年王室的政治威望"无形资产"可以利用凭借，非刘氏中同样怀抱"彼可取而代也"之心者众多。汉高帝刘邦五年(西元前202年)，项羽败亡，刘邦即帝位，新生的汉王朝名义上统一了天下，燕王臧荼当年便起兵造反。直到刘邦驾崩之后，尽管韩信、彭越等最大开国功臣异姓王已被清除，吕后与审食其仍然认为，开国功臣诸将本来与刘邦同为平头百姓，对向刘邦叩头称臣尚且不太服帖，更难甘居少主之下，图谋将他们全部灭族;[2]刘邦身后诸吕专权实际上也是一种"彼可取而代也"的实践。有鉴于此，汉初决策者在制度建设时不能不更多地考虑防范"土崩之难"，即使在汉文帝继位之后也是如此。同时，平民出身的刘氏宗室成员本来就没有政治威望，在推翻秦朝和楚汉相争中亦无功勋，且在汉初人丁稀少，刘邦兄弟3人加上他们的妻妾等等合计不过50人，[3]亲亲分封至少在一二十年内尚无宗室"尾大之患"。

有鉴于此，尽管楚汉战争刚刚结束，异姓王与汉朝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以至于刘邦在汉高帝五年(西元前202年)至汉高帝十二年(西元前195年)七年之内就把八位异姓王剪除了七位，但在消灭项羽次年的汉高帝六年(西元前201年)，击败燕王臧荼、黜楚王韩信为淮阴侯、大封功臣之后，汉高祖就开始大封同姓，并徙韩王信封地于太原，文帝时进一步将同姓王从九名增加到十八九名。《汉书·诸侯王表第二》有言:"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王、侯)。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分封了九个同姓王)"。

与此类似，同样平民出身的朱元璋在定鼎之后大举分封诸子为王，授予较多实权，甚至掌握精锐兵力，镇守各要冲之地。

在实践中，在刘邦身后，汉初分封的同姓王侯确实为拱卫刘氏江山、反吕氏篡汉、拥立文帝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从汉王刘邦二年(西元前205年)刘邦使韩襄王孙信击降项羽所封韩王郑昌，以信为韩王;至汉文帝三年(西元前179年)济北王刘兴居造反败亡，时间跨度为26年，分封同姓王侯总体上还是为汉朝度过最脆弱的开创初期发挥了汉初决策者所期望的功能。对此，班固在《汉书·诸侯王表第二》中的评论应该是代表了两汉精英阶层的普遍共识:"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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