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未统一"，指的是汉朝前期并未将秦朝的全部领土都纳入统治，河套、岭南、闽中、浙南、川西、川南、滇北等地都在秦末大乱中脱离了中原王朝的统治。"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统一，初步奠定了此后数千年华夏国家疆域的框架;但经过秦末变乱，若按领土面积计算，汉朝前期国土大体仅相当于秦朝盛时的2/3左右，分立出去的闽越、南越等多次给汉朝制造边患。特别是河套地区被匈奴占领后，成为进逼关中、威胁长安的出击基地，导致汉朝初期数十年北部边防一直处于严重战略被动之中，"文景之治"由此成为"匈奴武力威胁阴影下的繁荣"。匈奴占领下的河套对汉朝的威胁，犹如五代至北宋末年之燕云十六州;只是因为汉武帝较早及时通过强有力军事行动消除了这一威胁，方才没有让河套如同后世燕云十六州那样给中国历史创巨痛深。倘若不能有效解决匈奴威胁问题，长此以往，西汉完全有可能提前上演契丹入汴、靖康之耻和罗马亡于蛮族的历史。

对于西汉生存及可持续发展而言，更令人忧虑的还不是"未统一"本身，而是西汉统治集团相当一部分成员、包括最高层成员已经丧失了改变"未统一"局面的志向。西汉统治集团内部围绕对劲敌匈奴政策的争论自不待言，就是面对武力与匈奴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的百越，汉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今福州一带)举兵围攻东瓯(今浙江温州一带)，东瓯向汉朝告急求援。武帝问曾任太尉的田蚡(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后出任丞相)如何处置，田蚡认为越人相互攻击属于常态，且反复无常，不值得汉朝出兵救援，并声称东瓯是秦朝已经放弃了的地方。[1]

一般而言，任何国家面临的"未统一"与"伪统一"两大问题都会相互促进，甚至形成无法摆脱的恶性死循环:由于"伪统一"，一国难以集中资源解决"未统一"问题，"伪统一"格局中接受朝廷册封任命的诸侯甚至可能私通外敌，以求保障自己的政治经济私利;由于"未统一"，中央政府也难以获得足够政治权威整顿内部纲纪，消除"伪统一"。如果"伪统一"格局下接受朝廷册封任命的诸侯不仅拥有高度自治权，而且朝廷还要给予其大量财政转移支付，而且诸侯获得的这一切特权优惠已经成为惯例、甚至成为法律明文的定制，解决"未统一"收复的领土也要照此办理;那么，朝廷直辖区从平民到决策层，对收复国土实现政治统一的追求都会受到严重削弱，甚至完全丧失兴趣，因为那样一来，即使成功也只不过是给自己增加永久性经济负担和一大批政治地位凌驾于己的"人上人"，一旦失败更可能天下倾覆。对于已经初步站稳脚跟且休养生息、实现经济振兴之后的汉王朝而言，解决"伪统一"问题对破局开辟更加关键。

一、郡县与分封相结合体制:汉初决策者的理性次优选择

"大一统"--自《公羊传》淬炼孔子思想提出这个词汇以来，"大一统"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华夏世界思想界占压倒优势的共同理念，思想家们以"一"论说宇宙、社会和政治蔚然成风，儒、法、道、墨等各家都提出了各自的"大一统"理论，"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成为公认的"大一统"的"王制"理想，天下国家不二，最高权力不二，帝王统绪不二，文化价值不二，成为绝大多数思想家和学派共同追求的最理想境界，并深深浸透华夏民族的骨髓，类似东方朔这样的说法是战国以至秦汉时期人们谈论理想政治时的常见语言:"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震四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史记·滑稽列传》)，为秦朝实现统一、为中国通过"周秦之变"实现从"诸侯时代"向"大一统王朝"时代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即便是在战国时期已经相当发达的"大一统"思想理念，要想落地到现实世界成为整个中国国家实行的、成熟的具体政制，仍然需要经过实践探索，经历几番反复;"大一统"思想理念如果不能转化成为现实世界中可行的、成熟的、在残酷竞争淘汰中体现出独有优势的具体政制，这种思想理念也就只能在思想界昙花一现，而不可能传承久远、历经千年而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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