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秦朝虽然实行了全盘郡县制，但地方主官实权甚大，权力相当集中，各级政权机构基本上都实行行政、司法、军事、财政、监察等诸权合一，郡守和县令还有权制定地方法规、政令和选任低级官吏、属吏;[4]假以时日，容易形成无其名而有其实的诸侯。这样的体制对汉初政制选择与发展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未成熟郡县制相较于分封制的优势还不够突出，尚不足以吸引人们更强烈坚持全盘郡县制;另一方面，对于当时尚处草创时期的汉朝朝廷而言，从秦朝的未成熟郡县制转向分封制，朝廷转移的实际权力不算太大，尚不至于导致最高决策者本人和中央国家机关坚决抵制分茅裂土、剖疆封侯。

第四，汉初承秦末丧乱之余，人口稀少，民生凋敝，分封制客观上有激励地方积极性之效。为增进自身利益，诸侯封君有强烈动机大力招揽流民定居，发展生产，进而客观上有益于全国，即使后来发动叛乱的诸侯那时也不例外。如《史记·吴王濞列传》有云:"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战国时中国人口峰值4500万，公元前221年秦统一时人口至少4000万，[5]西汉初人口已经锐减至1500万-1800万之间，[6]稀少的人口也意味着那时诸侯各自掌握的人力资源不算多，挑战中央政府的潜在能力弱，且诸侯封君与朝廷之间、诸侯封君之间发生利益矛盾冲突的概率相对较低，诸侯封地较广反而有助于避免十羊九牧、加重百姓负担。

二、分封制发展成为"伪统一"

在秦朝统一之初关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政策辩论中，李斯直斥分封制为导致春秋战国诸侯混战的根源，"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置诸侯不便"(《史记·秦始皇本纪》);尽管汉初分封制就总体而言发挥了那个历史阶段的积极作用，但上述"李斯效应"不可避免地要随着时间流逝而日益凸显，到"文景之治"时期和其后，这一制度总体上已经走向其反面。

从汉高帝刘邦五年(西元前202年)消灭项羽、刘邦即帝位，到汉文帝刘恒元年(西元前179年)，汉朝赢得全国政权已历23年，在汉朝统治下出生成长的一代人已经成年;到汉景帝后三年(西元前141年)景帝去世、武帝嗣位，汉朝赢得全国政权已经61年，"文景之治"历时已经38年，在汉朝统治下出生成长者至少已有3代人。汉朝中央政权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政绩已经相当明显，仅享受了"文景之治"成就的受益国民就接近两代人，人民对刘氏汉朝政权的认可、认同已经稳定，异姓政治力量起兵夺权、改朝换代的风险已经降低到日常可以忽视的地步，体制内分封制蕴藏的潜在风险则膨胀到了颠覆性程度。当时，汉朝的大部分国土、人民和经济资源已经落入诸侯掌控之中，而且诸侯拥有经济、行政、司法、军事等各方面权力，某些经济权力已经大大超越其封地范围而影响全国，诸侯对中央政府的潜在挑战能力空前增强。

诸侯挑战中央政府的潜在能力取决于土地、人口两大因素。就国土而言，如《汉书·诸侯王表》所述，当时各诸侯王国"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制百官同制京师"，当时汉朝大约54个郡，各诸侯王国占有39郡之多，[7]占比高达72%，汉朝中央政府管辖之地包括京师(时称"内史")在内总共只有15郡，而且这15郡中还有不少土地属于公主列侯的食邑，[8]真正剩下来归汉朝中央政府直辖的领土就更少了。

不仅如此，当时诸侯世袭且没有系统的、大规模实施的退出机制(秦朝封君则很难世袭而世代相承坐大)，不断涌现的新功臣则要不断赐予新的封地，[9]若长此以往，汉朝中央政府能够管辖的国土日削月朘，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周朝东迁之后，就是由于继续不断分封，导致周王辖地最终极度萎缩而无足轻重。在各游牧帝国和莫卧儿、奥斯曼等伊斯兰王朝历史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趋势，以至于带领莫卧儿帝国攀上征服武功顶峰的奥朗则布死后仅30余年，昔日泱泱大国莫卧儿帝国就沦落到只能统治首都周边弹丸之地了。中国古人所说"胡虏无百年之运"，相当程度上就是源于游牧帝国的分封传统导致其必然走向自我削弱。

当时某些诸侯国封地之广，综合实力之强，已经足以形成挑战中央政府的核心力量。《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称，"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尤其是齐王封地70余城，楚王封地40余城，吴王刘濞封地50余城，用御史大夫晁错的话说:"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史记·吴王濞列传》)。而一大批诸侯封地"皆外接于胡、越"(《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无形之中又增加了他们挑战中央政府时勾结外敌的风险。事实上，后来叛乱诸侯不少确实都勾结了匈奴、百越等外敌。

文章来源：《西部学刊》 网址: http://www.xbxkzzs.cn/zonghexinwen/2020/0709/3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