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大时空背景上考察，在生产力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发展的推动下，秦汉时期的中国社会走到了从此前两三千年"诸侯时代"迈向"大一统王朝时代"的门槛;在国际上，欧亚大陆各文化高度发达核心区域也大体在同一时期不约而同进入向幅员辽阔大帝国转型升级的欧亚大陆"帝国化"时期;能否实现这一飞跃，堪称那个时代的"中等收入陷阱"。能否完成这一飞跃，取决于能否在此前部族、中小国家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更加成熟的大国治理体系，转型升级的结果将决定此后两千年间各文化核心区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下，乃至其生死存亡。能够实现这一飞跃，在平时能够为其国民才干和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更广阔、更稳固可靠的发展空间，应对自然灾害;在战时则拥有更充裕的人力物力应对外部入侵挑战。即使不幸一时受挫，甚至一度战败亡国;其它条件相同，已经通过长期生活形成了牢固认同、传统的大国也更有希望复兴崛起，小国、小民族一次战败覆灭可能就意味着永久的消亡。

在这场与时俱进的转型升级浪潮中，埃及、巴比伦等古老文明早早被淘汰出局，古典文明时代东亚大陆中原地区、南亚次大陆、西亚、欧洲地中海沿岸4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先后形成了秦汉、孔雀/贵霜、波斯/安息、罗马四大帝国。论内部整合、国祚长久、人口与文明发展水平，这四大帝国中，秦汉、罗马明显比另外两者高出一个档次;在第一档中，秦汉的组织能力、统一程度又均优于罗马帝国。这场转型的结果是在近两千年的世界古代史上，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程度最高，经济与科技成就最大。对此，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一书中，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如此评价:"中世纪时期，中国则突飞猛进，仍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在许多方面文化最先进的国家。……这一点不应抹杀: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

"中世纪时期，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交流中，通常是捐献者，而不是接受者。……在公元后的14个世纪中，中国则是技术革新的伟大中心，向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传播了许多发明。"[35]

时至今日，埃及、巴比伦、孔雀/贵霜帝国、波斯/安息帝国、罗马帝国等昔日古老文明曾经的辉煌风流都已尽被雨打风吹去，好些连种族、文化传统也荡然无存，唯有中国面对天灾、游牧民族入侵等冲击首当其冲，却保持了种族、文化数千年一脉相承，保持了泱泱大国主体基本框架的完整，不仅以此保持了两千年的古代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在近代一度落伍之后也较快实现了"赶超"，呈现出强劲的复兴势头。抚今追昔，从"文景之治"迈向"昭宣之治"的跨越对中国历史功不可没。

(初稿，修订，三稿，仅代表个人意见)

附录:苏轼:《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文章来源：《西部学刊》 网址: http://www.xbxkzzs.cn/zonghexinwen/2020/0709/3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