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同治年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为镇压太平军等反清武装，清政府先后借用过多笔外债，1861-1865年间有记录可查者有13笔。当时借款方清政府面临的形势是关内几乎所有省份都爆发了战乱，清政府几乎丧失了整个最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江山易手、借款人"死亡"已成市场普遍认为的大概率事件，其信用等级相当于今日债券市场上的"垃圾"级，且这13笔洋债全部是在形势最急迫时期借入，因此借款利率达到那个时候的高峰。而这13笔借款利率最低者年息8%(期限1年的李泰国采购炮船费1864年福建借款)，最高者月息7%，折合年利率84%，但期限只有4个月(1861年12月苏松太道借款);[27]按年利率计算，1年期"无盐氏借款"的10倍年利率是这13笔借款利率的12倍-125倍。

用于镇压反清武装和入侵外敌的外债中，最重要者当数左宗棠的"西征借款"。1867-1875年间，左宗棠主持以清政府名义向上海洋商借入"西征借款"3笔，1867年4月、1868年1月的两笔月息均为1.5%，折合年利率18%，期限分别为半年和10个月;1875年4月借入第三笔时，清政府形势已经大为改观，借款年利率10.5%，比前两笔几乎腰斩，期限则延长至3年，大大长于前两笔，借款额库平银300万两，也比前两笔(分别为120万两和100万两)成倍提高。[28]按年利率计算，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分别是这3笔"西征借款"利率的56倍和95倍。

1894年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被迫应战，在竭尽本国财力仍然"非有洋款，万难支持"的困境中，先后由地方和中央借用了五笔借款:上海洋商借款、汇丰银款、汇丰镑款、瑞记借款、克萨镑款，按库平银合计4155万两，年利率分别为6%或7%。[29]按年利率计算，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分别是这五笔借款利率的143倍和167倍。

庚子之变时期，中国首都沦陷，最富庶的东南地区抗命实行"东南互保"，东北被俄军占领，1901年9月签订《辛丑和约》后中央财政匮乏，……;在此期间，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批地方政府相继举借外债，其年利率仍然很少能达到10%，最高年利率10.8%，"无盐氏借款"利率分别是这些借款利率的93倍至222倍:

1900年秋，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汇丰银行借款，年息四厘半(4.5%)，期限10年;按年利率计算，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是这笔借款利率的222倍。

1901年，盛京将军增祺在俄国占领军胁迫下借入俄债，年息八厘(8%)，期限1年;按年利率计算，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是这笔借款利率的125倍。

1901年12月，闽浙总督许应骙向日本台湾银行借款，年息6.5%，期限15年;按年利率计算，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是这笔借款利率的154倍。

1905年，闽浙总督、船政大臣兼管闽海关税务崇善向汇丰银行借款，年息7%，期限3年;按年利率计算，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是这笔借款利率的143倍。

1906年7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日本借入湖北善后总局借款，年利率7%，期限5年;按年利率计算，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是这笔借款利率的143倍。

1909年1月，福建布政使尚其亨向日本台湾银行借款，月息0.9%，折合年息10.8%，是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一书记录的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借入外债中年利率最高者，期限1年;按年利率计算，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是这笔借款利率的93倍。[30]

再与殖民主义盛行的19世纪初海外市场主权债相比，尽管当时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极端脆弱，他们向英、法等欧洲霸权国家借款有着浓厚的缴纳"保护费"色彩，因此利率往往是西欧国家主权债的两倍以上，但"无盐氏借款"利率仍然可达这些拉美国家刚独立时借款利率的100倍以上。

19世纪初，新生拉美国家向英、法等欧洲霸权国家借款很大程度上是把这当作缴纳"保护费"，以求抵御殖民宗主国西班牙、葡萄牙。1822年，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向英国借入拉美国家第一笔正式外国贷款之后，一位侨居伦敦的墨西哥商人立即向本国政府写信，建议墨西哥政府靠近英国，并从英国借款:

"一个国家如果借钱给另一个国家，那么，它就自然地会对借它钱的那个国家是否能继续保持独立地位发生兴趣。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哥伦比亚重新被西班牙征服，那么英国就绝不会袖手旁观，因为这意味着将使英国失去它最近借给哥伦比亚的200万英镑。"

正因为这个商人"言之成理"，墨西哥议会很快授权政府向英国借款2500万-3000万比索，并任命这个商人为墨西哥的全权谈判代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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