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意味着财富和潜在兵源，汉初诸侯封君及其食邑占地扩张恰恰伴随着社会总人口、诸侯封君掌握人口猛增，极大地增强了诸侯掌握的财力和潜在兵力。只要组织得当，军队战斗力并不与人数同比例上升，而是上升幅度远远大于人数增幅，且超过一定阈值后还会加速提升。在韩信这样的名将手里，10万军队的战斗力绝不等于1000军队战斗力的100倍，而会是后者战斗力的几百倍、上千倍;拿破仑也说过，两个马穆鲁克骑兵可以轻松对付三个法国骑兵，因为他们装备更好、马匹更好、训练更好，但一百名法国胸甲骑兵不会惧怕一百名马穆鲁克，三百名可以打败相同数量，一千名法国骑兵可以轻松击溃一千五百马穆鲁克。[10]因此，同一块封地壮丁人数倘若翻番，该地封君发动叛乱时叛军战斗力恐怕要翻两番，甚至更多。

与此类似，由于人口集聚能够提供更多分工、协作、交流知识技能与信息的机会，一个城市人口增长通常会带来其经济产出的更大增长。城市人口增长突破一定阈值后，就能满足某些工商业发展所需的最小经济规模，规模效益、范围经济由此还会推动该城市经济产出加速增长。长沙与海口两座省会城市比较，后者是沿海城市，又属于特区;长沙则是内陆城市、非特区，也不座落在长江干流边，海口在现代经济时代的区位与政策优势明显胜于长沙。但长沙人口规模明显多于海口，其GDP、地方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超出海口的倍数又多于人口超出海口的倍数。2016年，长沙年末户籍人口是海口的4.17倍，该年长沙GDP、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是海口的7.52倍、6.44倍、5.20倍(参见表1)。

表1 2016年末长沙、海口人口与经济指标比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7 》，表25-2 "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主要指标(2016 年)"。

西汉初人口估计1500万-1800万之间，[11]此时诸侯封君各自掌握的人口数量不多。《史记·高祖功臣侯表》称，汉初受封时，"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从少数有户口数的侯国看，受封时超过五千户者屈指可数。这样的人力数量，决定了那时的大多数诸侯难以组织起一支足够规模的武装力量挑战中央政府。到汉武帝初元光元年(前134年)，西汉人口已经增长至3600万，[12]单个诸侯封君掌握的人口数量和财力也随之成倍上升，能够组织起规模足够大的武装力量挑战中央政权了。

而且，考虑到汉朝中央政府直辖郡县中囊括了首当其冲对抗头号劲敌匈奴、人口稀疏的边境地区，而诸侯封地占据了大部分关东富饶、人口稠密地区，诸侯封地人口增幅必定大于朝廷直辖郡县人口增幅。

要保证国家治权一统，从长期看不能寄希望于诸侯不叛乱，而应通过制度建设强干弱枝，确保中央政府综合实力、对全国各方面资源的控制力远远高于地方政府，从而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支配，即使诸侯心怀不轨也有心无力。[13]《左传·桓公二年》有云:"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大多数儒家学者虽然主张实行分封制，但又都认为"国不堪二"(《左传·隐公元年》)，主张天子的直属领地应远远超过诸侯的领地，确保中央政府"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否则"势有敌，则王者废矣"(《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显然，在"文景之治"之后，汉朝中央政府和诸侯王国掌握的国土、资源对比格局颠覆了"本大末小"原则，"王者废矣"已成日益凸显、不可忽视的风险。

从各项权力来看，与战国以来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的封君制衡及监察制度相比，汉初的分封制出现了较大倒退，封君权力大涨且转为世袭。

在商周两朝，爵位、政权、土地、臣民一并封赐，诸侯至大夫各级封君享有封地内的立法、行政、司法和宗法各项权力，每块封地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袭王国。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铲除了裂土分封制度和世卿世禄制度，秦国虽然没有完全废除封君制度，但官、爵已经分离，从亲亲分封转为论功行赏封赐功臣，由各级官员普遍封赐采邑转为只有个别高等爵位封赐采邑，由长期世袭转为很难世袭。从理论上看，当时也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分封制衡与监察理论。法家反对亲亲分封、世卿世禄，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分封制问题，但普遍主张任贤使能，量功分禄，控制分封规模，限制封君权力。但汉初诸侯权力之大，已经到了往往"自为法令，拟于天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的地步，俨然如同独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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