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英、法这样的西欧大国国债利率通常在4%-5%左右，滑铁卢战役之后，为筹资向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战胜国赔款，复辟的法国王朝于1817年向巴林银行出售了1亿法郎年金公债，利率为5%。[32]拉丁美洲国家新近独立，能否保持独立很成问题;新独立拉美国家政府普遍大幅度取消殖民政府征收的税种，却无法有效征收保留的税种;大哥伦比亚共和国是第一个借用外债的拉美新独立国家;……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金融市场对拉美贷款的风险预期和利率，而且还要加上拉美国家视之为"保护费"而在谈判中让给贷款人的利益，使得哥伦比亚的这第一笔外国借款利率达到了10%。[33]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是这笔哥伦比亚借款利率的100倍。

四、汉武帝改革消除"伪统一"风险

苏轼《晁错论》(全文参见文末附录)开篇即云:"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晁错正是看到了"文景之治"繁荣昌盛、"治平无事"表象下潜藏的"不测之忧"，特别是诸侯坐大对汉王朝江山一统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在颠覆性威胁，方才不顾触动诸侯利益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杀身之祸，不顾其父亲都意识得到的主持削藩必然导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的风险，不顾其父亲甚至因"吾不忍见祸及吾身"而不惜服毒自尽的惨剧，也要力推削藩，消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的颠覆性风险，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吴楚七国之乱被镇压下去之后，参与叛乱和违法的诸侯王先后遭到死刑、除国等严厉处置，但"伪统一"的格局仍未根本改变，颠覆性隐患未能从体制上彻底消除。在汉武帝时期，汉廷一方面继续镇压诸侯叛乱，另一方面通过"推恩令"等新制度，同时加大力度实施"文景之治"期间制定的左官、附益、阿党、酎金律等法令，大幅度削减了诸侯数量，压缩了诸侯封地，剥夺了诸侯干预地方政务的权力，加强了对诸侯的监察，在全社会彻底改变了跟从诸侯出仕的声望和风险预期，方才彻底改变了汉初直至"文景之治"的"伪统一"局面，消除了西汉国家解体的体制隐患。继之而来的"昭宣之治"虽然被传统史学家称作"中兴"，[34]与"文景之治"的"盛世"称号相比略有不及，但从更大格局上考察，"昭宣之治"高于"文景之治"，因为"文景之治"是"匈奴武力威胁阴影下的繁荣"，而"昭宣之治"是"大汉秩序下的国际和平与繁荣"。而且，秦始皇开启的大一统王朝事业，到汉武帝手里才基本定型，汉武帝从制度、意识形态、组织、疆土等各方面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基本框架，并在"昭宣之治"中得到巩固而确立，其后近两千年的发展是对这一基本框架的不断完善、调试。

(汉武帝茂陵)

在中国历史上纵向比较，"文景之治"中潜藏的颠覆性挑战倘若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文景之治"最终完全有可能以类似八王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耻的大动乱而告终。如果是这样，"文景之治"绝无可能名垂青史，被后世千百年间视为治理楷模。须知，高度繁荣的"盛世"以天崩地裂的大动乱而告终，历史上已经一再上演:

安史之乱前夕正是唐朝繁荣昌盛的顶峰。

靖康之耻前的宣和、政和年间，北宋户口、财税收入达到了繁荣顶峰，超越盛唐。

与"文景之治"可比性最强的盛世崩溃是西晋"太康之治"。与汉朝结束春秋战国、秦末长期战乱相似，西晋结束了东汉末和三国时期的长期战乱，重新统一了中国，唐太宗盛赞它"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晋书·武帝本纪》);与"文景之治"相似，西晋在晋武帝司马炎治下实现了繁荣昌盛的"太康之治"，号称"天下无穷人"(干宝《晋纪总论》)，朝野民间普遍将晋武帝司马炎比作汉文帝，当世和后世也都高度赞赏他容纳犯言直谏的雅量君德，甚至认为他这一点胜过汉文帝。然而，由于埋下诸侯王坐大的祸根，晋武帝司马炎太熙元年(西元290年)去世，翌年就接连发生宫廷政变，太傅杨骏、太宰汝南王司马亮、太保卫瓘、楚王司马玮等巨头先后被杀;司马炎去世后10年的永康元年(西元300年)，"八王之乱"全面爆发，随后演变为西晋政权覆亡的"永嘉之乱"，中国滑入五胡十六国乱世深渊，中原大地尸山血海，中华文明、华夏民族一度濒临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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