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在汉景帝时力推削藩，他为此从父亲处得到的不是为皇帝效力、建功立业、出人头地之类鼓励，而是责备，是对晁错主持削藩必然导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的担忧，晁父最终因"吾不忍见祸及吾身"而不惜服毒自尽。[16]如此惨剧，表明当时汉朝民众心目中朝廷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如诸侯王了。

数十年"伪统一"局面本来就已经潜移默化损害了民众对汉朝中央政府的信赖，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初期汉景帝没有表现出坚决、果断镇压叛乱的勇气和魄力，而是企图绥靖妥协，通过牺牲晁错来换取吴楚七国结束叛乱，进一步严重动摇了从政经精英到普通民众对朝廷的信心。

要评估、推断当时西汉社会对叛乱诸侯获胜、国家解体概率的预期，金融市场借贷利率是一件比较好的工具，因为市场利率、特别是商业性贷款利率剥夺了一切温情脉脉和"政治正确"的粉饰，最能赤裸裸地折射反映市场参与者、乃至整个社会公众的预期和信心。

殷商末年，中国已经形成了按当时标准衡量相当可观的借贷资本，以至于周武王灭商之后"分财弃责(债)，以振(赈)穷困"(《吕氏春秋·慎大》)，将取消债务("弃责")作为赈济百姓、收拢民心的重要手段;西汉初期"文景之治"期间，借贷资本也随国民经济复苏、高涨和"货币深化"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史记·游侠列传》有云:"鲁人皆以儒教"，但鲁地巨商曹邴氏以冶铁起家后转向兼营工商实业和信贷，"贳贷行贾遍郡国"，竟然以其"示范效应"改变了邹、鲁这个文化教育之乡士人的风气，使得许多士人放弃学术道路，转而经商。[17]尤其是长安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放款市场，借贷资本称作"子钱"，专业贷款人"子钱家"就是那个年代的银行家。当时的借贷资本已经可以承做相当大的融资项目，而且敢于承受较大政治风险向仕途遭受重挫的前官员、问题人物发放巨额贷款，可见这个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了敢于冒险的风气，或是产生了某种风险资本。著名酷吏宁成因受重刑而自以为仕途断绝，投身商海，就是通过贳贷购买千余顷田地经营，役使劳力多达数千家，以此发家，"致产数千金"(《史记·酷吏列传》)。[18]

其它条件相同，能否放款和贷款利率反映了金融市场对借款人事业前景、信用状况的判断预期;利率越高，表明金融市场越不看好借款人的事业前景和信用状况;完全不肯放款，表明金融市场对借款人的事业前景和信用状况不抱任何希望。在一个足够广大的金融市场上，从众的"羊群行为"普遍存在，因此，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上述判断通常能够代表社会公众的普遍看法。正因为如此，有时候有的国家政府并不缺钱，但也要向国际市场发行债券、特别是外币债券，通过超额认购、低利率、无评级来向金融市场、国内外社会公众显示自己主权信用强固、市场信心坚定。如2017年10月中国财政部时隔13年后首次在香港发行20亿美元无评级主权债券，获得超10倍认购;2018年10月11日，中国财政部又在香港发行30亿美元无评级主权债券，在中美史诗级贸易战、跨国公司海外资金因美国加息和2017年末税改而大规模回流美国等不利环境下，获得逾130亿美元认购，利率与苹果公司、微软等富可敌国的最高信用跨国公司一样低廉，仅略高于同期美国国债。[19]

一般而言，其它条件相同，政府高官、富豪等"高净值投资者"信用等级高于平民，政府信用等级高于私人，中央政府信用等级高于地方政府，大国信用等级高于小国，超级大国信用等级高于一般大国。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西汉中央政府出兵平叛，居住长安的列侯封君从军参战，向子钱家借款补充战费，按一般规律而言，这笔借款属于超级大国西汉中央政府担保的政府公债，至不济也应当算作中央政府担保的高净值投资者借款，其利率应当处于市场利率的低位，实际结果却是年利率高达10倍(1000%)，相当于彼时政策性融资利率上限的50倍、商业性融资市场利率下限的50倍、西周以来中国社会默认利率上限的10倍，是积贫积弱清末战争借款"洋债"利率的十几倍至200多倍，是19世纪初脆弱的拉美新独立国家借用外债利率的100倍以上。而且这样的超高利率融资项目，在偌大一个长安金融市场上也几乎"流标"，只有无盐氏一家愿意放款。在一个有敢于冒险风气的大国金融中心，数以百计银行家(子钱家)除一户之外竟然无人愿意贷款，都不相信西汉中央政府一定能够击败叛乱，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暴露当时民心动摇到了什么程度、西汉国家已经何其濒临国家解体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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