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景之治"期间，赋予诸侯的某些优惠、特权导致其经济权力大幅度扩张，远远溢出其封地疆界，从而攫取了全国性影响。一般诸侯的经济权力局限于其封地的田赋、徭役和工商税收，汉文帝五年(西元前175年)，除盗铸钱令，赐邓通蜀严道铜山铸钱，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于是吴、邓钱布天下，吴王刘濞的影响力随之远远超出吴国封地疆界，覆盖汉朝全国。汉初正值中国经济出现普遍、大幅度的"货币深化"，租赋、薪俸、买官、赎罪均从春秋战国之前的力役和实物改为用钱，[14]吴王刘濞在这样一个阶段攫取近乎后世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并合法化，由此获得了快速膨胀的全国性经济影响力。对比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快速、大幅度货币深化和随之而来的金融部门财富、社会影响力、权力膨胀，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更严重的是，吴王刘濞依靠铸币税和盐业收入就实现了"国用富饶"(《史记·吴王濞列传》)，不仅免除了自己封国内居民的赋税，而且实施了一系列福利、优惠措施，把"田氏代齐"收买民心策略发展到了新的高度。[15]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接受贾山建议，于中元六年(西元前144年)颁令禁止民间私铸钱币，但并未将铸币权全部收归朝廷，而是保留了郡国铸币权，诸侯仍然可以攫取铸币税。

《荀子·致士》:"隆一而治，二而乱";汉初"伪统一"局面成形之后，同姓诸侯王叛乱事件接二连三爆发，民心动摇，必然只是时间问题了。

值得提出的是，借助同姓诸侯王"靖难"以防范王朝颠覆的安排犹如核武器，最理想状态是放在核基地备而不用，发挥威慑作用，防患于未然;一旦真的投入实用，通常后果是最高权力旁落、非正常转移，甚至整个秩序崩溃。八王之乱起于反对权臣(外戚辅政大臣杨骏)、后宫(晋惠帝皇后贾南风)干政，结果是西晋崩溃、永嘉之乱，中国陷入五胡十六国三百年漫漫长夜;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结果是帝位更迭。在镇压诸吕之乱中，刘氏同姓诸侯王虽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最终扶立了一代明君汉文帝;但这样的非正常更迭也必然动摇皇帝的权位，激励同姓诸侯、甚至镇压诸吕功臣的觊觎之心。汉文帝是历史公认的明君，开创了"文景之治"盛世，但由于是通过非正常权力更迭上位，他虽然仁厚英明，上位之后也要为酬谢非正常权力更迭的功臣而增加其封地户口、晋升其爵位，授予诸侯更多政治经济权力(如吴王刘濞获得合法铸钱权力)以"赎买"换取其不向自己的帝位提出异议，等等，而这些措施的必然后果就是加剧"伪统一"。

与此类似，明成祖朱棣英明神武，武功赫赫，然得位于靖难，为酬谢兀良哈三卫助力之功而将塞外战略据点大宁都司故地赐予兀良哈，后来也未能借扫北之威而收回，导致另一塞外战略据点开平孤立，从而打断了朱元璋当初部署的以大宁、开平为支点的完整北疆纵深战略防线，明军由此丧失塞前大纵深防御、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战略主动权，遗祸两百余年。

在镇压诸吕之乱中，朱虚侯刘章杀死掌管南军的吕产，控制皇宫，强力夺取南军兵权，其弟东牟侯刘兴居将吕氏所奉少帝强行迁出皇宫，二人均因功先益封两千户、赐金千斤，然后双双晋爵封王。仅仅三年之后，因功晋升济北王的刘兴居就趁汉文帝赴太原劳军之机发动叛乱，从此开启了汉朝同姓诸侯叛乱之先河:

汉文帝前六年(西元前174年)，淮南王刘长图谋勾结匈奴发动叛乱，因被发现而失败。

汉景帝前三年(西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

汉武帝元狩元年(西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因事泄而自杀，列侯、二千石、豪杰被二狱牵连死者数万人。

汉武帝元狩二年(西元前121年)，江都王刘建谋反被发觉，自杀。

而且，这些叛乱同姓诸侯往往缺乏"华夷之辨"的坚定立场，将外敌入侵视作叛乱机会，甚或主动寻求与外敌勾结。济北王刘兴居叛乱，就是抓住了汉文帝赴太原劳军抵御匈奴的时机;淮南王刘长图谋勾结匈奴发动叛乱;吴楚七国之乱中，燕、赵二王勾结匈奴，吴王刘濞勾结闽越、东越。

三、"无盐氏借款"折射西汉国家解体风险

在所有这些叛乱中，以吴楚七国之乱规模最大，对汉朝社会冲击最剧烈。由于当时诸侯掌握的资源总量明显超越汉朝中央政府，综合实力强劲，西汉社会普遍认为叛乱诸侯将会获胜，西汉国家将要解体。从多方面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文景之治"期间，数十年"伪统一"局面已经动摇了民众对汉朝中央政府的信赖，到得朝廷与叛乱诸侯决斗的关键时刻，许多民众不相信朝廷一定能够制服诸侯，不支持子弟为朝廷效力遏制诸侯，担心这样做将给自己家族招致灾难。

文章来源：《西部学刊》 网址: http://www.xbxkzzs.cn/zonghexinwen/2020/0709/3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