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咒》以其极端怪异的笔法，它要写出一个受尽磨难的西夏，那里容纳了那么多的对善良的渴望，对平安的祈求，但却是被罪恶、丑陋、阴险、凶残所覆盖。历史如同碎片涌溢出来，那个叙述人，或者阿甲，或者雪漠，只有如幽灵一般去俯视那样的大地，去追踪那些无尽的亡灵，去审视掂量那些大悲大恸之事相。写作如同神灵附体——那是阿甲、琼或是什么一直未显身、未给出名分的哪个魂灵附着他的身体上。如此附体的写作才有灵知通感，才有他在时空中的穿越，才有文本如此随心所欲的穿插拼贴，才有文本的自由变异与表演。

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导向对人丧失尊严的痛惜与对权力和暴力滥用的控诉，使得这部作品的主题显出了坚硬和深刻，也正因为此，雪漠不惜把他所有的描写和叙述推向生命的极限状态。雪漠基于对生命的尊重，对杀生和污辱生命的诅咒，他以“宿命通”的报业作为他叙述的精神依据，一方面，那些恶障一定要现身，一定要以行为力量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作恶多端必会遭报应。这一切都是在雪漠体验到的灵知通感里展开并完成的，包含着他对恶的历史的严厉拒绝。

三、宿命通的感悟：重构西部大历史

如果要说对生命极限经验的触碰，2014年雪漠出版《野狐岭》又是一次极端体验。神鬼、死者、幽灵，这些在西部的灵知通感体系里，全部登场。阅读雪漠的作品，每一次都会对我们既有的文学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雪漠的作品直接挑战过往的经典的文学观念，他迫使我们再次思考：过去我们所理解的文学是全面的吗？是完整的吗？是封闭的吗？雪漠作品让我觉得，文学始终是一个未完成时，是一个进行状态，甚至始终是一个开始状态。难道雪漠不也是在打开中国文学的当代面向？如此独特的面向难道不具有当代性吗？他无疑也是对文学身处境遇的一种反应，或可视为超越这种境遇的极端行为。

雪漠的风格一直在变，自《西夏咒》后，他的灵知特征愈发明显，也更明确，他提出“宿命通”这种概念，这就是对灵知的西部解释。知道他能在“宿命通”里找到他小说叙述的特殊路径，能开启一个来去自由的世界。他的写作一直渴求自由的状态，“宿命通”助力他获得了自由的时间空间。现在，他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对过去的决断，都是转身离去，都是去到一个未知的冒险的区域。尽管说变化或突破自己是成熟作家必然要面对的难题，其他作家虽然也在变化，但他们变化的线索非常清楚，而且可以从自身的完整性中去解释它，包括贾平凹、阎连科，甚至也包括莫言。但雪漠不是这样，他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作家。从《大漠祭》 《猎原》到《白虎关》，再到《西夏咒》，2014年的《野狐岭》就不只是表现手法上的变化，而是某种内在的作用于文学的思维方法上的变化，这一点令人惊异。

该怎么理解雪漠呢？用我们现有的东西去规范他、归纳他，会显得捉膝见肘，或许这样的表述可以接近雪漠：他在以西部独有的灵知思维重构一个西部神话。

触动雪漠写下《野狐岭》这部长篇小说的缘由在于他少时就听驼把式讲的关于二支驼队的故事，一支是蒙驼，一支是汉驼，各有二百多峰驼。在千里驼道上，他们有一种想改天换日的壮志，做金银茶叶生意，去俄罗斯，换军火，梦想推翻清家朝廷，结果这二支驼队竟然在野狐岭烟雾一样消失了。雪漠说，小时候的脑海里老是出现野狐岭的骆驼客。但怎么样接近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历史？直至有一天，雪漠说，他的上师（一位相貌高古的老喇嘛）神秘地望着他说：“你不用去的，你只要修成了宿命通，你就会明白那真相。”（《野狐岭》第2页）直至有一天，作者就上路了……。小说叙述就是以一个现代采访者的进入作为导引，去接触那死去魂灵，让他们说出历史，说出自己的命运。他现在要探究的是西部久远荒芜的历史，究竟留下多少回声，究竟会有怎样回声留下。

让死魂灵说话在当代小说中并非雪漠首创，八十年代方方就有中篇小说《风景》，用一个埋在火车铁道旁的小孩的死魂灵在叙说家里的往事。后来有莫言的《生死疲劳》，其实是死去的西门闹变成驴马牛猪在叙述（小说到了后面又似乎是大头蓝千岁在叙述）。在国外的小说更为多见，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开篇就是正在死去的“红”在叙述。雪漠这回则是走得更远，他要唤醒的是死去魂灵，让众多的死魂灵都说话，都说出他们活着时候的故事，他企图复活那段所谓真切的历史。前面提到的小说，最终都有可辨析的现实逻辑，最终都要完成一个生活世界的真相，这个真相是可理解的，是合乎现代理性秩序的。但雪漠仿佛是为了魂灵重现，他们说的既是曾经存在的历史，但却又始终与死去的世界相通相成。雪漠并不想复活一种历史秩序，想要完成历史真相的确认，他只是让死去的魂灵和历史呈现，并且还是要以那种已死/向死的方式呈现。确实，这或许真的是修成了“宿命通”的人的叙述？

文章来源：《西部学刊》 网址: http://www.xbxkzzs.cn/qikandaodu/2020/0802/3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