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对骆驼的描写可能是无人可及，可以看出雪漠对骆驼的生活习性非常了解，他显然是下了很足的功夫。雪漠笔下的骆驼活灵活现，它们通人性，它们有喜怒哀乐，有爱欲脾性，小说写的二只头驼黄煞神、褐狮子，写得如同英雄般神武，另外像俏寡妇、长脖驼、白驼等等，既能写出骆驼的动物特性，又赋予它们以人性。动物是其所是，我们人如何理解它们，文学作品如何表现它们，确实也是有不同的方法。总之是把动物写得可以理解，更贴近人性也是人类理解动物不可避免的基本方式。雪漠历来关注动物，他的小说多处写到动物，而且都写得非常充分细致。关注动物在雪漠那里或许是受佛教的影响，佛教就有众生平等包括动物与人的平等思想，而在当代文化思潮的背景上，则可以称之为是典型的后现代主题。比如德里达就有一篇文章《我所是的动物》，这是开启了后现代“发现动物”的论域。在理性主义时代，我们人是中心，现代哲学一切都要回到康德，就是人是主体，人是出发点，人的主体性被抬到最高。因为人是有理性的，能自我启蒙的，因而“回到理性”决定了整个现代哲学的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提升了现代美学也压制了现代美学。从美学的意义上来看，尼采是反康德的，尽管所有论述尼采的人都不愿把尼采放在康德的对立点上，但尼采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本身，就是要打破康德的审美理性基础。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判断力批判》是最高的批判，但这个批判对审美价值的最高评价是崇高判断，崇高就有理性的成分，所以康德最后又把对美学的判断拉回了理性的基础上。这使1750年鲍姆加登建立现代美学概念以来，美学始终没有办法越出理性的樊篱。鲍姆加登的美学也是世俗中一种启蒙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在后现代时期同样遭遇了一种挑战，因为尼采开启了福柯、德里达、巴塔耶等人的那种走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感性是如何完全抛离了理性，消解了理性的绝对权威。在这个消解的过程中，人作为理性的最高主宰者的地位，也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会看到，德里达的“发现动物”，对整个后现代哲学的影响甚大，就是说，“人理所当然在动物之上”这一观点在后现代已经被颠覆了，人和动物变得平等了，或者说人没有任何权利宰杀动物，也没有任何权利蔑视虐待动物。所以，德里达说的“我所是的动物”，人如何尊崇动物，就成了后现代伦理的一个基本规则。当然，在佛教世界中，人和动物也是平等的，是不分高下的。理解这些不同的表述，再看雪漠的作品，就会感受到，他的思想既有最古朴的道理，也有最后现代的特征。雪漠热爱动物，热爱骆驼，但子非驼，焉知驼之乐、之苦、之悲？除了拟人化还能如何呢？这是尽可能与动物平等、理解动物的最好方式了。雪漠对骆驼的描写，将来可能会成为绝笔。

雪漠这部作品当然有他大的构思，他要打破整一性。但他还是想有些东西贯穿始终，如寻找“木鱼令”，他对时空的考虑，他让叙述人如何在暗中接近的机关，让人物的相似性来制造叙述上的距离效果。这些都表明他想做叙述的探索，同时赋予小说结构以特殊功能。雪漠试图用“宿命通”去探究西部的大历史，让我们对西部的生命和世界、人和神性、动物与自然等等，有了新的思考和感悟，他传导的这种人文情怀，包括人和自然、动物、神鬼甚至灵魂的相处，以及超越生命界限的一种可能性，都做出了非常可贵的探索。雪漠说：在那诸多沧桑的叙述中，他后来一直牵挂的，是那个模糊的黄昏。“黄昏是扎眼的，仍是那个孤零零悬在大漠上空的白日，它显得很冷清。”他说，他分明看到，几个衣服褴褛的人，仍在晕圈里跌撞着。他们走出了那次掩埋了驼队的沙暴，但能不能走出自己的命呢？这是雪漠关心的，也是《雪狐岭》留给中国文学的当代道路上的一个独异景象。

四、结语：宗教经验的必要性

总之，雪漠以他西部生活的艰难困苦作底，以他对佛教世界的感悟为引导，以他自撰的“宿命通”（灵知）为装置，他的小说跨进一个异质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并非玄幻的异托邦，而是就在这个世界，就和西部的生活相连，就和我们心灵相通。雪漠的写作一方面有极为平实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却也多有玄奥神秘的各种说辞，相较于内地小说，雪漠的写作可谓是严重越界，他不是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激进实验的怂恿；其实就是他自己的灵修的感悟，并且完全融合进他的文字。他对文字有虔敬之心，他想让它们通灵，他的文字或许就处在“宿命通”的境界。毋庸讳言，雪漠的小说多有反常的和极端的描写，他的《西夏咒》和《野狐岭》就随处可见。雪漠对肉体的伤痛、对心灵的破碎、对人类的绝境、对人鬼神的混淆、对命运的无常等等，都形成了一整套的表述，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又令人震惊。

文章来源：《西部学刊》 网址: http://www.xbxkzzs.cn/qikandaodu/2020/0802/3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