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异域里的灵异：附体的写作

文学的地域化特色一直很可疑地在文学史叙述的边缘地带徘徊，它总是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欠大气的艺术特色得到一席之地。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实际上早已是一桩不明不白的案件。中国革命文学席卷了乡土文学，也可以说是在乡土文学这里找到了它的寄宿体，结果显然就像所有的宿主最终变成了寄生者的营养资源一样，乡土文学也成了革命文学的营养资源。这也是中国革命文学得以成功的地方所在。中国的革命文学力图反抗资产阶级启蒙文学，它无法凭空创造一个更新的宿体，它只有寄生在比资产阶级文学更加“落后”的农村/乡土身上，来创建革命文学。这本来是（可能会是）一个奇妙的结合，但革命文学意识形态力量过于强大，几乎压垮了中国乡土的本真经验。那些乡土、地域性特色，都只是主流革命叙事在艺术上的补充，经常还是勉为其难的补充。但直到历史宏大叙事面临解体危机，人们才如梦初醒，文学单靠意识形态的机制来生产是难以为继的。转而文化成为一种更为靠近文学本身的资源。80年代，西方的资产阶级小说已经难以花样翻新，尽管后现代的文学也是以反抗资产阶级艺术自律为任务，但仅仅依靠语言的反抗远远不够，也难以有持续的力量。文学还是要回到历史的可还原的情境中，才可能找到更有力的支撑。故而80年代的拉美文学受到了追捧，那种文化已经是在“前现代”的异域神奇上面做足了功夫了。以至于魔幻色彩可以点铁成金，令西方资产阶级文学望尘莫及。

实际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不管是鲁尔夫、马尔克斯、略萨，还是博尔赫斯、萨朗等人，他们都深受欧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文学观念和小说方法方面，他们都属于西方的现代主义的体系。只是南美的生活和文化传统，尤其是神秘的玛雅文化给予他们的作品注入了“前现代”的神奇灵性。中国西部的作品却是以更加朴素的生活原生态的形式仿佛回到现代之前的原始荒蛮状态，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其艺术表现方法比较粗拙，但那种生活的质地却挣脱了现代性惯常的历史理性以及观念性，当代中国文学更为本真地回到生活和生命本身。雪漠作为一个西部作家，并不是直接把日常经验临摹进作品，而是站在西部的大地上，激活了西部的文化底蕴、历史传承，甚至是那些传统和神灵，以及那种来自大地的气息。雪漠的西部书写几乎是遵循着生活本身的逻辑回到“前现代”，反倒是以最为真切的方式打开了这一片异域天地，当代中国文学在正视生活和生命本身的时刻，也获得了它坚韧存在的理由，并因此成为世界文学的异质性的“另一部分”。

西部作家并非因为他们处于贫困落后的生存状态而去控诉现代化，就其文学书写而言，他们实实在在地享有自己的文化独特性，并且有着西部文化的自信。贾平凹从90年代更深地回到他的西北文化，以传统与民间重新构筑他的文学底蕴。《秦腔》开始，就可以看到他彻底回到乡土的那种自信和自觉，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例如《远山野情》 《鸡洼窝里的人家》 《商州纪事》等，西北的生活包含着风土民情，自有一种疏朗和俊逸，人性的温暖偶尔散落其间，更添一种意味。《废都》风格上向着古典美文如《西厢记》 《金瓶梅》靠拢，却只是保留了西北性情的神韵，实则是在生活情状方面疏离了西部的荒蛮。《废都》遭遇到阻击，他或许痛定思痛，干脆转向了更加纯粹的乡土。我们在《秦腔》里可以看到，贾平凹干脆掉到泥地上，他宁可用他的身子贴在乡村的土地上写，也不站着把目光投向虚空灵动的乡村“性情”——尽管那曾经是他最为拿手出色的技俩。《秦腔》 《古炉》《带灯》 《老生》 《极花》之后，贾平凹回归乡村的写作，越来越彻底，越来越随性，也越来越自由，这得益于他的更单纯、更自然地回到乡村的大地上。他去写作生活本身，写作人本身。所有这些前提，都表明中国文学不可避免从历史走向文化，并且要在文化中打开一条更加彻底的通道，在那里去触及他们理解的乡村中国的生活内在性，那种生活的质感。同样生活于大西北的雪漠，甚至更西、更北、更荒芜的雪漠，他握住的生活的原生质地，并且从这里再度掘进，他去触及生命经验中更异质的经验，在他的作品中，开始出现神灵和鬼魂，它们不只是偶尔闪现，充当技术的或形式的装置，而是经常在场，在小说叙事中起到内在意蕴构成的作用，当然也起到叙述引导的作用。在历史退场之后，在“反思性”消解之后，他的写作却引向了“逆现代性”的路径。

文章来源：《西部学刊》 网址: http://www.xbxkzzs.cn/qikandaodu/2020/0802/3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