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新闻学与传播学在中国学界的争论为起点，通过考察传播学在美国与新闻学结合的历史背景，发现两个学科的"联姻"有着明显的功利特征，正是这种功利性的结合为将来的学科之争埋下伏笔。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这种外在的功利性因素也在发生变化以致弱化，新闻学当前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已经不在学术方面，而是来自于不断陷入困境的新闻业界。文章因此提出应当回到普利策、布莱尔等新闻学构想的方向，将新闻学与众多社会学科甚至媒介技术相结合，而不是仅限于与传播学的融合，这样才能有助于新闻学重新找到其定位,实现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功利性;新闻学;传播学;定位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的确是一个老话题。随着施拉姆于1982年访华，传播学紧跟着一涌而来，中国新闻学界对这一新兴学科曾抱有很高的热情和期待，迅速接纳并助推了传播学的快速发展。然而令新闻学者未想到的是，在经过十几年的学科融合之后，开始传出"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声音，在学科转向上，也是传播学压倒了新闻学。2001年，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发表文章，直言对传播学"侵入"新闻学的不满，两个学科积累已久的矛盾正式浮出水面。随后，不断有学者加入讨论，从对李希光观点的激烈批评，到之后试图实现两个学科的和解，讨论的主题均是围绕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展开，但至今两者的关系也没能理清，遑论和解。在当下新闻业发生巨变、传播格局异常复杂的背景下，准确理解两个学科的关系，已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绕不开的关键一步。

理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新闻学的核心课程是什么?新闻学的未来是否真的在传播学?仅仅以传播学有利于新闻学的发展为理由，从而主张让传播学进入新闻学教育核心课程的观点，难免会失之偏颇。因为不仅是传播学，其实大多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都在为新闻学提供营养，但在新闻教育中只能作为新闻学的辅助学科而存在。关于后一个问题，如果不回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结合的历史背景下去认识两者结合的真实动机，提供的答案又难免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本文通过考察传播学在美国与新闻学结合的历史背景，探讨其"联姻"中的功利因素。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美国的功利性结合

梳理美国的新闻与传播学史可以发现，类似于在中国发生的这两个学科之争，其实早在40多年前就已在美国的大学内上演过。那场争论被称为"绿眼罩人"与"卡方人"之争。争论双方这样称呼对方，传达的当然不是恭维，而是互相不认可。"绿眼罩人"认为，新闻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学生在报道、写作和编辑方面的实践技能，他们嘲笑传播学者，认为他们与培养未来的新闻记者毫无关联;而"卡方人"认为新闻学者不懂学术，只是职业教育者。

围绕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无论在中国学界还是美国学界发生的争论都表明，这两个学科尽管共存于同一个机构，但学科互动并不顺畅甚至产生矛盾，在相互认可上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些矛盾、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这就要求我们回溯历史，去观察两个学科究竟是如何走到一起的。

在美国传播学史上，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1943年，施拉姆离开位于华盛顿的战时新闻局，返回衣阿华大学。他是从这所大学的文学院去的战时新闻局，但是等再回到衣阿华，他却不想再回到文学院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施拉姆从前的博士生导师正是文学院的院长，而两人已经关系破裂。学校的管理层为把施拉姆留在衣阿华大学，便将正处于空缺状态的新闻学院院长一职给了他。这是不同寻常的，因为施拉姆并不具备多少新闻经验，而当时这被认为是聘任新闻学教授的基本条件。施拉姆正在追求一种更加广泛的传播学观点，他本人也以为只是暂时留在新闻学院。在被任命为新闻学院院长之前，学校还曾为他提供过其他行政位置的选择，包括衣阿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如果施拉姆接受这个职位，传播学就有可能出自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了。

仅从这一历史细节来看，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结合似乎有着很大的偶然性。也就是说，传播学并不一定要在新闻学院诞生。可是随着施拉姆在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开创传播学课程，这一学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被众多大学的新闻学院所广泛接受，说明这两个学科的结合的确是有它的历史原因。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美国大学新闻学院正面临着生存危机，它需要借助其他学科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而传播学也恰好需要一个落脚点。因此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带着各自的功利目的走进同一个学院，尽管这种结合并不是学科发展的自然选择和出于学科融合的需要。关于这一点，这一段话说得足够直白:"一个传播研究机构可以发挥源泉的作用，以提高新闻学院的威望，要不新闻学院就可能因为新闻培训这一公认的职业学校的性质而被其他领域的教授看不起。"

文章来源：《西部学刊》 网址: http://www.xbxkzzs.cn/zonghexinwen/2020/0709/3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