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事件由以生成的社会"可以被看作是这两位新闻先驱对于新闻教育构想的核心。应该说，施拉姆最初其实也是这一教育理念的继承者。1942年衣阿华大学新闻学院在与施拉姆接触时，曾要求他提交一份新闻学教学大纲的描述。施拉姆这样写道:"我希望看到的新闻学院将不会像其自身那般软弱，而是像这所大学一样强壮。不是一群教师和学生坐在这所大学的边缘地区，摆弄着他们的小玩意，在文章第一段中拼凑着关于谁、什么、哪里和何时的情景描述--不是那样。"同时，他还设计了本科生的新闻课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闻技能课程与四分之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课程组成。因此，罗杰斯认为施拉姆是在呼吁一种布莱尔式的教学方式，因为他的课程比例与布莱尔的完全一致。

然而，施拉姆来到衣阿华新闻学院后开创大量大众传播学课程的实践证明，他的蓝图绝不仅限于新闻学，甚至重点不在新闻学，而是传播学。施拉姆此后无论是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还是斯坦福大学，都专心推动传播学的研究，尤其是他在斯坦福期间，斯坦福大学支配了美国传播学领域，最终传播学进入新闻学院，并渐有压倒新闻学之势。

需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一拍即合，并不是普利策、布莱尔理想中的新闻学的发展方向。诚然在普利策、布莱尔的时代，传播学还未出现，后人很难猜测两位先驱对这门学科的态度，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普利策、布莱尔的出发点始终是新闻教学，最终目标是培养出高素质的新闻人才;施拉姆的出发点则是传播学，它不以培养新闻人才为学科使命。罗杰斯也指出布莱尔与施拉姆的观点之间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前者强调新闻学的本科生教育，后者侧重博士层面的教育和研究，即传播学研究。尽管普利策、布莱尔和施拉姆都致力于提高新闻学的学术地位，但普利策、布莱尔的努力并未突破新闻学的框架，而施拉姆不仅偏离了新闻学的框架，甚至最终完全转向了另一个学科。

回归普利策、布莱尔的方向即是重新把"理解事件由以生成的社会"作为新闻学的核心关切。当下传播格局的复杂程度远超普利策和布莱尔时代，新闻记者真正认识所处外在环境的难度也更大，加之新闻业正处于变动的历史节点上，因此新闻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回归"理解事件由以生成的社会"的方向是新闻学对此挑战做出回应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进一步去探究何为真相、如何才能获得和展现真相，并最终体现新闻学对于新闻业以及整个社会的独特价值。

[1](美)罗杰斯.传播学史[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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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建峰(1978-)，男，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研究方向为新闻理论。

文章来源：《西部学刊》 网址: http://www.xbxkzzs.cn/zonghexinwen/2020/0709/3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