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在美国大约形成于20世纪初，虽然进入美国大学教育，但该学科因其职业教育的属性，一直都处于能否立足于大学的不确定之中。为解决生存危机，新闻学界的有识之士把如何提高新闻学的学术地位作为最为紧迫的探索。这其中有两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一位是约瑟夫·普利策，另一位是维拉德·G·布莱尔。普利策希望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布莱尔坚信，"除非新闻学强调它的基础在社会科学之中，通过与社会科学的联合课程授予博士学位，否则，新闻学院就不可能在威斯康辛这样的研究型大学里生存下去。" 可见新闻学的学术地位当时是新闻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

但是从布莱尔培养博士生的情况可以看出，新闻学的独立学术性研究地位并未得到足够认可，因为那些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大多是以新闻学为副修，博士称号也归在其他学科名下，比如政治学、社会学博士等。于是，以此为方向改造新闻学院的努力遭遇瓶颈，它急需借助外力将其打破，以便为新闻学院在大学中赢得一席之地。正是在这个时候，施拉姆带着他成形的传播学观点回到衣阿华大学。

新成立一个学科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传统社会科学格局已经成型且日渐稳定，任何新生学问基本都可纳入已存在的社会科学范畴之内。也就是说，虽然施拉姆有他成熟的传播学观点，但很难凭一己之力创立一个独立的传播学院。在他之前，从事传播研究的几位先驱人物只是在这一领域短暂停留，最后又全部回到各自的母学科。比如，拉扎斯菲尔德回到了社会学，拉斯韦尔和霍夫兰分别回到了政治学和心理学。持有大传播观的施拉姆是没有母学科可回的，依附于任何一个成熟、强势的学科，都意味着传播学将难以独立存在，对他来说最为理想的选择是"借壳生蛋"。施拉姆终于在新闻学院找到了这只"壳"。

尽管新闻学与传播学这两个学科的结合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因素，却不应忽视其他促成其结合的条件。传播学研究的是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新闻是信息的一类，自然属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而且传播学中分量很重的大众传播学，就是以新闻媒体为研究对象，所以传播学选择新闻学院有其合情合理之处。总之，历史的各种外在因素将这两个学科推到一起，让它们存在于同一机构并机械融合。正是以这种方式，新闻学解决了生存危机，传播学也得以诞生。当然，这也导致了两者的持续纷争。

二、超越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

回到当下，基于功利性因素结合的新闻学与传播学，该何去何从?是进一步融合，还是分离?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界主张进一步融合的意见占据了主流。问题在于，能否融合?如何融合?

在新闻与传播学融合的问题上，支持的人多，但拿出方案的少。有的学者批评新闻学与传播学融合不够，新闻传播学教材是简单的"新闻学+传播学"，即"新闻五性+传播理论"，可谓"水是水，油是油"。 "新闻传播学"虽然在中国是一级学科，但这一学科的建制，并没有改变新闻学与传播学无法实现有效融合的尴尬局面。即使仅从其学科定义来看就存在重大缺陷，几乎全部丢弃了新闻学的核心内容，更接近大众传播学，而忽视了新闻学的核心关切。这是不是说明这两个学科本身就无法融合，甚至在定义上都无法做到统一?所谓"水是水，油是油"，是不是因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确正如水和油，本质上就不能相融?这种不相融或许解释了被外界功利性因素推到一起的两个学科，为何争论不断。正如黄旦教授所说，"新闻传播学"的名称糅合并确立为一级学科，表面上的隔阂得到了消除，内在的张力却并没随之而去。陈力丹教授也认为，将新闻学与传播学简化为"新闻传播学"，如果说是一种学科的整合，也仅有词汇上的意义。

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美国学者凯利有着清楚的论述，他不赞同将新闻学与传播学放在一起来谈。在他看来，新闻学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诞生，因此不能与其他相关但彼此独立的社会实践学科相混淆。新闻学必须在教育和实践中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学本身作为目标。对此，凯利还有一段非常形象的表述:"新闻在哪里产生，以何种方式产生是很重要的，但不能据此将新闻本身与媒体和传播混为一谈，否则就是将关于鱼的故事和鱼本身混为一谈了。"复旦大学郑北渭教授也曾用类比论及两者的关系，"传播学之与新闻学或许有点类似艺术哲学的美学与艺术的关系那样"。

文章来源：《西部学刊》 网址: http://www.xbxkzzs.cn/zonghexinwen/2020/0709/3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