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编码频次来看，受访青少年入城后的生活不满意内容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健康、经济富裕、生活便利、生活舒适、城市建设、社会文明”六个方面。受访农村青少年对“生态环境健康”最不满意，主要体现在“污染严重”、“噪音严重”、“空气质量差”和“城市绿化少”等方面；排名第二的是“经济富裕”，不满意内容主要包括“物价高”、“房价高”、“工资收入低”和“贫富差距大”；排名第三的是“生活便利”，主要包括“人口密度大”和“交通拥挤”两个方面。

对理想城市生活的编码分析来看，青少年们比较重视的生活领域依次是“经济富裕、生态环境健康、社会文明、城市建设、生活舒适、生活便利和城市安全”。其中，经济富裕包括“工作待遇好”、“物价合理”、“工作稳定”、“房价合理”和“经济发展快”等；生态环境健康包括“环境宜人”、“空气质量好”、“绿化多”等；社会文明主要包括“人际关系和谐”、“教育水平高”、“教育公平”和“居民道德素质高”等。

四、讨论与建议

(一)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青少年城市融入过程的特点

1.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青少年的入城动机特点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青少年大多数人是主动进城的，而不是因为他人或自然灾害等被动方式进入城市,这与之前的研究基本一致[13]。他们进城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学习/受教育、找工作和到城市生活等发展型动机为主。从这些进城动机特点来看，民族地区的青少年与父辈进城动机有巨大的差别，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大多数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属于典型的“生存型迁移”[14]，这样的进城动机表现为短期谋生。然而年轻一代的进城动机则是学习知识和技能，并期望能在城里成家立业。社会认同研究也表明流动青少年进城之后的城市认同感显著高于老家认同。这一代人基本上没有务农经验，与老家的联系程度比较弱，内心渴望的是成为真正的“城里人”[15]。作为流出地所指的乡村老家，已经不是他们叶落归根的归宿地，仅是定义自我的参照点之一。对于他们所生活的城市而言，新一代农村青少年成为了力图改变所在城市的新移民，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从流动到迁移，从流动人口到迁移人口，这是两代人最本质的差别。

2.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青少年的入城方式特点

从进城方式来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近一半的年轻人选择与亲人或老乡一起进入城市。这一点与老一代农民工非常相似，都是利用现实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进入城市[15]。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点存在密切关联，因为大多数中国人为人处世是将关系放在首位的[16](P.95)。在这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中，信息传递和资源流动都是在一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进行的，个人往往在人际关系网络中才能最大化地获取资源、感到安全和成就价值。这种传统文化熏陶所形成的“习惯”，使得不少受访青少年也倾向依赖这种关系网络进入城市。值得关注的是，还有接近一半的年轻人选择独自进城。与父辈相比，他们进城的年龄更小，受教育年龄更长，人力资本更有优势[14]。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他们对网络熟悉度和利用度也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也更加多元。此外，青少年的独立意识和叛逆特点也可能促使他们更倾向于摆脱成人世界的依附，独自面对生活的变迁与人生的调整。这些因素的叠加可能让这些青少年更有信心和勇气去独自面对城市的生存与生活。

3.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青少年进入城市类型特点

就城市去向来说，大多数受访青少年都倾向于选择西部的省会城市。这一特点与近年来城镇化流动人口从“东南飞”到“雁归来”的转变趋势基本一致[9]。通过对比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发现，2005-2010年东部地区吸收流动人口的份额下滑7.7%，中部地区增加3.3%，西部地区增加4.4%[17]。首先，对于西部的农村青少年而言，他们在东部城市的人力资本相对优势不明显。同时，东部城市以房价为代表的生活成本不断攀升，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实际收入乃至预期收入。其次，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形势良好。根据2017年的最新统计数据，受访青少年最倾向选择的成都、重庆、昆明、呼和浩特和乌鲁木齐等西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GDP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9%)[18]。此外，这些城市在各省市区的经济首位度十分明显，区域资源聚集优势也明显，也容易成为西部地区青少年进城的优先选择。再次，西部省会城市的文化与民族多元性更明显，文化包容和族群融合的历史也更悠久。这些城市在历史上就形成了以信仰、民族和文化等因素凝聚成的流动人口或移居人口聚集区[19]。本研究发现的民族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特点，即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青少年在访谈中也更愿意选择籍贯地所在的西部城市，不太愿意去东部城市学习和工作。

文章来源：《西部学刊》 网址: http://www.xbxkzzs.cn/qikandaodu/2021/0314/7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