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死亡是生命的终点。中国美学中常把死亡与罹难看成悲剧之美。《大夏河畔》中诗人写下了《那遥远的花香》《圆寂》等一些诗作，足以引证出诗人对生命的叩问。按照海德格尔的话说，在没有感受到死亡之时，一个人实际上也就遗忘了存在，而存在则是提前到来的死亡，这正是许多作家通过对死亡现象的描写而触及到对生命易逝的感伤，这种感伤更多来自于孤独，《大夏河畔》中有不少表现人生孤独的诗篇，但这部诗集的神性意味远远超越了其抒情性。

扎西才让是藏族诗人，因而藏传佛教文化在他身上铭刻下深深的烙印。藏传佛教思想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万物崇拜。诗集《大夏河畔》就凸显了这一神秘性。集子以“大夏河”命名，实际上就已经隐含了诗人对“水”的崇拜。集中又以“桑多山”命名，更体现了诗人对“山”的崇拜，藏文化中有“羊年转湖、马年转山”的习俗。诗集《大夏河畔》也反映了诗人对“水神”和“山神”的崇拜。当然正是因为崇拜“神”，才有了对其祭祀的一切行为。扎西才让在其诗中也体现了神性崇拜。诗中他首先从对“人”的崇拜上升到了对“山神”的崇拜。比如《桑多山》辑中的《桑多山上的柏树》《桑多山上的雪豹》《狩猎者》《头戴玛瑙皮帽的扎西吉》等诗中首先隐喻了对“人”的崇拜，从而突显了桑多人的精神价值，接着又开启了对“山”的崇拜，诗人写了《晚风里的桑多山》《酒后雪山》《山祭》等。在诗集中，他把这些崇拜又落实到了对“山神”的崇拜中。他在《山祭》中这样写道：“我们手执火把，／上了高山。／祭祀山神的夜晚，／那些山顶的积雪，又一次被火光照亮……／尽管我们小心翼翼地咳嗽，／还是惊醒了那些熟睡的山神、水神和树神。”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山是男性的象征，先秦时期有向山求子之说，水则是一种女性的象征。山的崇拜其实体现了对男性的崇拜，水的崇拜体现了对女性的崇拜，不同的文化崇拜共同渗透着扎西才让诗歌的生命体验与神性特征。

二、刚杰.·索木东：西部根文化书写的“70后”

刚杰·索木东主要致力于乡土诗歌创作，其诗歌入选 《2017年中国诗歌年选》《2016年中国诗歌年选》《2000年中国诗歌精选》等。部分诗歌作品被翻译成英文、藏文、蒙古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朝鲜文等多种文字发表。2017年出版的诗集《故乡是甘南》被中国作协评为“藏族青年优秀诗人作品集”。

燎原说过：“天才在他乡是寂寞的。”用一种深度和厚度来抒写西部乡土，是刚杰·索木东与西部其他诗人卓尔不群的方面。他是以都市的眼光来审视乡土世界，以城市的现代进程回望发展缓慢的“前乡村”。他笔下的乡土往往在历史的过去中呈现出它的沧桑和独白，譬如：静坐的寺院、反复劳作的土地、逐年退化的草原等。刚杰·索木东有着广阔的诗学眼光与写作经验，他是典型的“70后”乡土诗人。20岁以后其写作语境发生了改变（诗人从乡村移居到省城），因而他的诗作中具有强烈的怀乡意识。故乡在诗人心中是一个整体，并不是碎片化的组成。在“故乡”的整体意象中，诗人任意撕下一片，都可以是一首诗歌佳作。比如像《青稞点头的地方》中诗人这样写：“青稞点头的路口／风把四季的门次第打开／一段路在脚下不能到达的地方／把零落的肋骨仔细收藏。”青稞地是一个整体的地域空间，他的范围可以无限延展、放大，在这个无限放大的空间里，诗人自由想象和书写那些乡土中劳作的场景，抒发乡情。从文化层面而言，青稞地又是农耕文明的象征，其渗透着游牧文明的印记，处在两种文明的交汇地带中的索木东，更痴迷于农耕文明。他曾这样写过：“庄稼是大地的根脉，而人情，却是村庄的心。”文明是历史，是不断演进与变化着的意识形态。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乡村文明，实质是一种文明的扩大，一种历史推进的见证，索木东的诗体现了对文明意识的追寻。同时，索木东的诗也自觉表现了“70后”人的文化寻根意识。翟文熙在《遗物》中写道：“我们拥有的天赋，骨头。／我说过的方言，看过的河流和岛屿，鸟群和星宿。”[2]在“70后“的批量诗人中，索木东是很少写爱情的一位诗人。他并不是不愿写爱情诗，而是农耕文明对其产生着巨大的吸引力，他要去阐释，要去赞誉，这就要从故乡的黄土地说起，从故乡的绿水青山说起。因为他对故乡有着深刻的体悟和执迷，故乡的每一粒元素，飘进诗人视野后立即成诗。这正如吉狄马加所说：一切诗歌都从“当地”产生。索木东是从“当地”努力寻找一种普遍性的文化元素来见证文明历史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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