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直接支援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刘湘及四川其他军阀，而且还直接打乱了蒋介石进攻中央红军的部署，迫使他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来对付红四方面军，组织对川陕苏区的军事“会剿”。恰好就在这段时间里，中央红军在江西胜利地突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开始了伟大的长征。

实际上，在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后，川陕苏区就成为了全国最大的苏区。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一直是重要的战略支撑力量。红四方面军进行的一系列战役，直接支援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这正如《红星》报社论所说：“红四方面军是现时中国苏维埃运动三大主力的最大的一个……配合着中央野战军的西移，四方面军以猛烈的进攻和粉碎敌人的围攻，不仅保持了原有的苏区，并且先后消灭刘存厚、田颂尧、罗泽洲等四川军阀，大败杨虎城、杨森、邓锡侯、刘湘和蒋介石嫡系的胡宗南部，占领陕南的宁羌、褒县、川北、川西北的阆中、苍溪、南部、平武、北川、茂县、里番、懋功等县，展开了广大的游击区域，和建立了茂县一带的新苏区。红四方面军的这一伟大胜利，正与中央野战军西移的胜利配合着”。(41)《伟大的会合》(1935年6月15日《红星》报第21期社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56页。另外，从中央红军意欲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意图看，川陕苏区也成为了当时可供选择的长征的目的地之一。(42)“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与作战，其目的就是要争取与四方面军的会合，使两大主力能在统一的指挥之下，集中力量，赤化全四川，为赤化全中国的大事业奠定巩固的基础。”(《伟大的会合》(1935年6月15日《红星》报第21期社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6页。)

为迎接中央红军入川，红四方面军和苏区人民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作。一是筹集了大量的御寒物资和粮食、食盐等，二是为中央红军准备了一批炊事员和后勤装备。两军会师以后，为了让中央红军得到很好的休整，徐向前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建议：“最好让西征军暂位后方巩固阵地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43)《红四方面军关于川西北敌我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5年6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2页。在懋功，红一方面军驻城内，红四方面军驻城外，负责城外的警戒任务。1935年6月16日，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在懋功县城联合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部队休整的规定》：一军团在抚边、木坡、八角等地，三军团在官寨、达维地段，五、九军团在大跷碛，军委纵队在懋功县城休整。这期间，两个方面军还展开了形式多样的联欢慰问活动。6月21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城天主教堂举行了干部同乐会，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的团以上的干部参加了会议。另外，军委纵队在懋功休整期间还筹粮5.8万斤。(44)中共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阿坝州地方志办公室编：《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10、103页。

为了适应会师后新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在休整期间，还对一、四方面军的部队进行了调整和补充。“七月中旬，徐向前、陈昌浩建议从红四方面军抽调建制部队补充红一方面军，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军政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经中央批准，从方面军抽调第三十军九十师第二七0团和第八十九师直属队一千六百余人，给第三军团；抽调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一千一百余人、第三十三军第九十八师第二九四团一千余人，给第一军团。从红一方面军调来一些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职，这对加强方面军的参谋工作和政治工作都起了积极作用。”(45)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29页。通过这次调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红军野战部队的直接指挥能力大大增强了。

红一、四两大主力军在川陕苏区的胜利会师，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1935年6月15日的《红星报》指出：一、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这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46)《伟大的会合》(1935年6月15日《红星》报第21期社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6页。朱德、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也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记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慌战栗。”(47)《中央及中央野战军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复四方面军电》(1935年6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7页。而承载了这一伟大事件的川陕苏区，其重要地位显然是值得人们永远缅怀和铭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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