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泛的社会影响来看，川陕苏区的存在和发展，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中共中央认为，川陕苏区取得的胜利，已经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大革命时代比较落后的区域和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其炽热的燎原之势正在动摇反动统治的根基。1933年7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中央一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的讲话指出：“红四方面军在这远征之中所以能够胜利的在巴中南江建立新的根据地，就是因为他受到川豫边的几十以至几百万劳苦群众的爱戴，农民暴动起来响应红军，白军士兵哗变加入红军，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就在农民暴动士兵哗变的响应和配合中形成。他把苏维埃运动散布到北方和西北——这些大革命时代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当红四方面军占领川北的时候，川西工农组织了十九县的抗捐大同盟，组织和发动游击战争响应红军。到现在离成都四十里的地方都有红军活动，四川军阀极端恐慌，蒋介石委刘湘为‘剿共’总司令，团结起四川军阀来对付四方面军，为什么？因为红军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五六县的根据地，由于四方面军的伟大胜利，使四川军阀发抖起来。”(7)博古：《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与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1933年7月24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798页。

当时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生动描绘了敌人后方革命运动的兴起和敌人的极度恐慌：“成都火柴和生绸厂的工人在自己的大会上通过了拥护川北红军和东北义勇军的决议。中江的群众自动不交一文捐税来‘助纣为虐，帮助军阀进攻红军’(中江群众言论)。顺庆兵工厂的工人在‘不造一枪一弹供给军阀进攻红军’的口号下，实行怠工，每日少造一箱子弹。成都失业工人自动组织红军预备队，当买了衣服作路费，到红军中去参加作战，帮助红军造枪弹。周口的农民自动暴动起来，响应红军的行动，结果周口被红军占领。九月间南部河东的农民与红军结合，驱逐了所有的白军而变成了苏区，河西的农民亦起来暴动响应，创造了河西的游击区。”在川陕苏区的胜利面前，国统区一片恐慌。《大公报》在分析了四川的局势后认为，“万以刘湘‘剿匪’无功，使徐向前辈更得渡越嘉陵，分攻潼顺，则成渝危殆，全川变色。设转而袭陕，侵甘肃，下鄂西，扰滇黔，借川省之富源，得进退之便利，其势恐非今日江西瑞金可比……”由此得出结论，“全川有赤化的危险”“四川将变成江西第二”。《晨报》指出：“今已在巴中成立川陕苏维埃政府，其志谅不在小，”“可怖哉，‘匪’势膨胀之速度也。”《大美晚报》甚至提出：“是刘湘统一四川，还是红军来建立四川苏维埃！？”(8)怀冰：《是刘湘统一四川，还是红军来建立四川苏维埃？》(1933年11月25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951页。

对川陕苏区的革命前途，党中央也给予了很高的期待。中共中央在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中指出：“你们在整个苏维埃运动中所处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在执行这些任务中每一成绩，都将增加革命势力的比重。帝国主义、国民党已经看到西北角上这一把革命的烽火所给予他们的威胁……你们有伟大的前途，全党都在注视你们，你们应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来迫切的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9)《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1933年8月25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501页。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模范区域

川陕苏区的地位和影响，还在于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模范区域。在其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作出了十分特殊的贡献，对其他苏区的创建和发展，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

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建立“十家代表”，(10)《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1933年9月16日)规定：“为了更切实执行苏维埃各种法令，在村苏之下，由每十家工农劳苦群众选举一个代表，这就是十家代表。他的任务：(1)发动十家群众严格监视地主、富农和无公民权的分子，他们不在十家以内，无政治上的任何权利，将其生活情形，经常向上级报告。(2)经常注意当地有无反革命活动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阴谋破坏的情形，随时报告上级。(3)十家群众得到土地利益后，生活改善状况及红军游击队员家属的优待情形，向村苏报告。(4)传达村苏决议，动员和督促十家执行。(5)经常向十家公民解释苏维埃一切法令。”(《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144页。)把政权的触角深入到家家户户。这在苏维埃革命时期的政权建设上，独树一帜。“十家代表”的设立，在发扬民主、联系群众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当时，村苏维埃的工作是繁忙的，它既要发动全村人民分田地，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又要组织运输队、赤卫军、少先队、童子团和打家(打土豪)、肃反、站岗放哨以及其他工作。而苏维埃政府正是通过‘十家代表’把人民联系起来，从而发动人民完成上级交给的各种艰巨的任务。”(11)四川大学历史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根据《地方苏维埃政府暂行组织条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1933年12月)的规定，地方政权的权力机关可以分为省、县、区、乡(市)4种基本政权形式。而在《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中，则规定“村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并且对村苏之下的“十家代表”的任务，作出了明确的表述。这种情况，在其他苏区没有记载。川陕苏区的有益探索，恰好回答了当时毛泽东主席高度关心的基层苏维埃政权的建设问题。(12)“苏维埃的民主，见之于市与乡的代表会议。市乡代表会议制度是苏维埃组织的基础，是使苏维埃密切接近广大民众的机关”。“为着使乡苏市苏的代表与当地居民密切联系，便于吸收居民的意见，并便于领导工作起见，依照代表与居民住所接近，将全体居民适当分配于各个代表的领导下(通常以居民三十人至七十人置一个代表的领导下)，使各个代表对于其领导下的居民发生固定的关系。这样便使民众与苏维埃在组织上连成一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25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988—989页。)另外，县级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在川陕苏区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的数量是巨大的，前后一共达到了58个，仅仅低于中央苏区的66个，而远远高于其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县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速度是惊人的，远远快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所有根据地。(13)李健、张喜庆：《川陕革命根据地县级苏维埃政权刍议》，《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3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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