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具有了明确的使命担当，川陕苏区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红四方面军被迫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一路西进，终于在1932年12月入川建立起了党领导的川陕省苏维埃政权。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建立过58个县级苏维埃政权(33)李健、张喜庆：《川陕革命根据地县级苏维埃政权刍议》，《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33—40页。和42个县委一级的党组织(34)李健等：《川陕革命根据地党群关系研究》，第53页。，红军人数由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发展到5个军约8万人(35)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页。。在这期间，还两次成功地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大规模围剿，主动向敌人发动大的进攻性战役(动用兵力超过万人)达7次以上，累计歼灭国民党正规部队15万余人。(36)反三路围攻“毙、伤敌官兵一万四千余人，俘虏敌旅参谋长李汉城等以下官兵万余人”；“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共经历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歼敌近两万”；反六路围攻“总计毙、伤敌路副司令郝耀庭等以下官兵六万余人，俘敌官兵两万余人”；广昭战役“一月二十二日战役开始……两次战斗共俘敌八百余人……二十七日占领广元飞机场，二十九日又占机场东侧敌重要外围阵地乌龙堡(五龙堡)，并歼敌一部”；陕南战役“方面军进军陕南的十余日间……歼敌四个多团……俘敌团长以下四千余人”；强渡嘉陵江战役“总计歼敌十二个团，约一万余人”；土门战役“是西进岷江流域的一次重要战役。从四月底到五月二十二日，敌在该地区先后投入兵力约二十个旅，被我歼灭一万余人。”(参阅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224、246、288、303、306、313、322页。)鼎盛时期根据地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700多万。(37)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沿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2页。刘瑞龙在《战斗的一九三四年》一文中，曾写到“七百万群众起来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故采用蒲孝荣“人口700万”的说法。(参阅刘瑞龙：《战斗的一九三四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946页。)川陕苏区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使中国革命的浪潮，在落后的西部地区掀起了滔天巨澜。而在革命大本营向西移动的过程中，其他根据地一旦丧失，几乎都没有能够再次建立起稳固的苏区。

可以说，川陕苏区的创建与发展，为中国革命重心西移清扫了障碍，铺设了道路，打下了基础，加速了中国革命战略大转移的进程。

四、红军长征的战略支撑地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休整地

川陕苏区对红军长征的贡献，除徐向前元帅有过具体的表述外，(38)“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如果没有川陕根据地的桥梁和连接作用，将会增加更多的困难，造成更大的损失。那时，中央红军撤出了江西。陕北根据地很小。四方面军的在川陕的存在，它所积蓄的革命力量，对一二方面军的长征，对于全国的革命，是个很大的支持和掩护。”(徐向前：《巴山烽火“序”》，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学者石仲泉也曾经将红四方面军对长征的贡献归纳为五个方面，(39)“一是对中央红军北进川西发挥了重要策应作用。”“二是对中央红军克服物资匮乏、补充兵员起了巨大的支援作用。”“三是在所经过地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队’作用。”“四是在所经过地区也发挥了‘播种机’作用。”“五是壮大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力量。”(中共通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第3页。)而众多的学者对此却是鲜有研究。事实上，川陕苏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重大战略支撑地和一、四方面军会师、休整的重要栖息地。

川陕苏区作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濒临失败的关键时刻，川陕苏区的重大战略价值日益凸显。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中曾要求六军团打通中央苏区与川陕苏区的联系。在中央看来，江西和四川是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连接这两大苏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40)让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有着如下的政治与军事考虑：“目前苏维埃运动发展的一般状况是在江西及四川存在着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而湖南将成为两者将来发展联系的枢纽。”“六军团应以自己英勇的斗争革命化湖南的环节，并鼓动与组织湖南的群众斗争，发展为革命的游击战争，彻底的土地革命，直至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大片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李云、凌步机主编：《中央红军长征从这里出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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