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姚雪垠等人否定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还是借了“解放思想”的旗号，引用一位批评姚的话是借“《甲申三百年祭》是毛主席肯定的”来间接影射郭著是“根据某一领导人物的一句话”才“变成了‘权威’著作”，那么另一场差不多同时掀起的批评《李白与杜甫》的浊浪则将矛头直指郭沫若的人品了。一些批评者不顾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全凭主观臆测，武断地认为“郭沫若是揣摩当时中共统治者的心理，迎合毛泽东的好恶”；《杜甫与李白》为何“用对比的手法贬低杜甫而抬高李白”，“原来因为某个领导人谈过他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喜欢杜甫”[5]。对于这场由《李白与杜甫》的异议引起的风波，早在《郭沫若学刊》正式创刊之前，1983年《郭沫若研究学会会刊》（《郭沫若学刊》前身）即发表了四川大学的王锦厚教授《略论对〈李白与杜甫〉的批评》、李保均教授《评〈李白与杜甫〉及其批评》，不仅对一些批评者提出了反批评，而且涉及了如何全面评价郭沫若、郭沫若研究的正确方向等重要问题；王锦厚教授后来还撰写了四万余字的长文《〈李白与杜甫〉的得失》（收入王锦厚《郭沫若学术论辩》一书，成都出版社1990年出版），对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的特殊背景与实际心理作了极为详细的考察，引用多种资料说明郭沫若“从童年时代就‘不甚喜欢杜甫’”，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初郭沫若在几次会上给予杜甫很高评价时，也仍坚持说“我比较喜欢李白”，“对杜甫我就不大喜欢”，甚至说“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从此论证说“《李白与杜甫》一书的观点可以说是他这些观点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发展，那些所谓‘迎合’‘某个领导人’才写《李白与杜甫》适应‘评法批儒’的‘需要的说法’，在事实面前更是不攻自破。”[6]243

为了拓展研究《李白与杜甫》的深度与广度，更有力地驳斥攻击此著及作者的谬说，《郭沫若学刊》在上世纪90年代又发表了一批重要论文，如王定璋《郭沫若的李白研究》（1992年第1期），不再将重点放到杜甫的评价上，而是较为全面地考察《李白与杜甫》中对李白研究的取得的成就，认为郭沫若“喜爱李白而非一味颂扬，高度评价李白又能道出其得失”并非刻意“扬李”而“抑杜”，即从研究范围上走出了一条新路。此文还引出了杨胜宽教授发表《从郭沫若对李白的批评说到“扬李抑杜”——以〈李白与杜甫〉为中心》一文（《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4期），作者通过对李白生活的经济来源和阶级属性、李白的性格及政治生活、宗教信仰等几个方面作了详细论证，既指出了《李白与杜甫》“最大的失误”是“局限于他自己深信不疑的机械阶级分析方法，将杜甫视为忠于朝廷的政治阶级的代言人，把李白视为出身商业地主而具有平民的‘觉醒’诗人”，又强调指出：“郭沫若对李白的评价，并不是一味肯定或拔高的，他在《关于李白》的各章节中，对李白进行了许多深入而严厉的剖析批评”，总之《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是有相当分际的，并不完全如人们质疑和指责的那样。

王定璋的文章发表后不久，《郭沫若学刊》接着发表了刘纳教授《重读〈李白与杜甫〉》（1992年第4期），将视角放在郭沫若晚年写作此书的动机上，尤令人耳目一新。作者通过“重读”发现郭著重点不是在研究李、杜的诗歌，而是他们不同的“人生”，因此认为郭沫若是借李、杜在自己“总结人生”其所忆所思都在书中有迹可寻，而那些说写作此书是“悦上”、“讨好邀宠”全是“强词夺理、浮浅荒唐”！还有曾亚兰《郭沫若笔下的真杜甫》（1997年第1期），针对批评者们提及的一些问题（如杜甫的宗教信仰、终身嗜酒及死因等）进行了考证，最后认为《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恰恰是一个“真杜甫”，而不是什么“扬李抑杜”，从另一方面还原了郭著的学术地位。

新世纪开端，《郭沫若学刊》又连续发表了刘茂林教授《如今了然识所在——再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2001年第2期），曾永成教授《〈李白与杜甫〉：沉重的精神涅槃——郭沫若对中国“庸人气味”的批判》（2002年第2期）等重要论文，前者认为郭著“意不在对李杜优劣的评判……更不在投人所好（相反却有不少微词）”，而是“借助于李白与杜甫的人生旅程、人格缺陷和仕途坎坷，向人民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作为一代诗雄，在盛唐时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幸的结局？——李白穷愁而死，杜甫抑郁以终……从而给李杜也同时给自己做出了人生评估，或称之为终极关怀”，后者也认为“在那样一个学术荒凉、思想获罪的时代，在宣布自己的全部著作都应烧掉之后，已经年趋八旬的郭沫若仍然不惮烦劳地写下这部书……绝不是不甘寂寞，更不是有的人所讥的溜须拍马，而是借对李白与杜甫的政治性评论对自己进行的一次灵魂解剖，是生命暮年的一次沉重的精神涅槃”。直到2009年第2期发表《〈李白与杜甫〉研究述评》（杨胜宽）后，《郭沫若学刊》还专辟《〈李白与杜甫〉研究》专栏，除转载《〈李白与杜甫〉是一本怎样的书？》（2010年5月中国长安出版社《李白与杜甫》“附录”），又发表了刘茂林教授《从〈李白与杜甫〉看郭沫若晚年的心境和他的觉醒》一文，依据“知人必须论世”的原则，进一步探讨了“郭沫若不得不为此书进行多重伪装”及其深层次原因，通过“三层纱幕”的揭示和对全书内容的细致分析，坚持认为“《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在‘文革’中对自己做的一次无情解剖，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与忏悔”，根本“不在‘扬李抑杜’投毛泽东所好”。总之，这些论文既以充分的事实为依据，驳斥了某些人不怀好意的胡言妄语，也为郭沫若整体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文章来源：《西部学刊》 网址: http://www.xbxkzzs.cn/qikandaodu/2020/0713/367.html